或是朝阳初升，或是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一辆自行车与一个人形剪影，可能是行进中的背影，又或是里程终了时的一个回眸，少不了的，或许还有一张骑行路线图，又或者标明骑行用时、平均配速等各项专业数据的骑行记录。

纪录片《山地自行车之旅》（Life Cycles 2010）画面（非职业或专业骑手请勿模仿）。

《甜蜜蜜》（1996）剧照。

你的朋友圈，有人“晒骑行”吗？不知何时起，“单车后座的风景”似乎真的在日渐远去，关于自行车，存在感最强的成了“骑行”。

如果要说今夏朋友圈出镜率最高的几大新宠，自行车毫无悬念会入围。前不久，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自行车市场供需倒挂，部分热销款平均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交付，“一车难求”现象虽不乏夸张成分，但也折射出自行车市场需求之旺盛。不仅如此，各类社交平台上关于“骑行”的内容也呈现井喷之势，从自行车的选购、组装，到骑行路线分享与沿途街角抓拍，自行车俨然成了“潮人的玩意儿”。

不过，当我们说起“骑行热”时，我们指的究竟是什么？毕竟，作为一种代步工具，自行车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已然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二八大杠”“凤凰”“永久”并不陌生，中国也一度被认为是“自行车王国”。不论是从街面占比还是从人的情感寄托来看，当年自行车的热度与今时今日相比，未必逊色。但细想不难发现，上述种种更多是一种“自行车热”而非“骑行热”。由此，当我们谈论“骑行热”时，此处的自行车其实更偏向于一种运动媒介或者说日常消遣，而非纯粹的交通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乏有资深的骑行爱好者表示，现下的“骑行热”更多是一种社交媒体的群体炒作。那么，当骑行成为一种运动方式，甚而是生活方式时，来自朋友圈的骑行分享当真会让人生出踩下脚蹬的念头吗？或者说，锻炼本身是否具有所谓的“传染性”？而在这一追问之后，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骑行”的一夜走红下，自行车的象征意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出发，又是为了寻找什么？带着一连串的好奇，我们且从朋友圈的“晒骑行”说起。

撰文丨申璐

把出行变为运动

就自行车而言，潮流似乎真的是个轮回。今年夏天，自行车被认为是与飞盘、露营齐名的京圈谈朋友的“三大件”。这个说法颇有几分熟悉，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也曾与手表、缝纫机一道，堪称时人结婚的“三大件”（也有“四大件”的说法）。一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杠平均售价往往在百余元，当时工薪阶层一般的月工资大约二三十元，这么算下来，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多元，寻常人得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买得起一辆，而且，还是凭票供应。

纪录片《自行车的王国》（1984）画面。

如今，活跃于朋友圈的“晒车一族”中，爱车自当是分享的主要内容。稍加注意不难发现，当骑行作为一项运动时，其消费门槛并不低。

相较于通勤代步，作为运动的骑行以户外骑行为主，骑行者往往几人组队，选择在市区或近郊的合适路段进行，短则数十公里，长则可达百余公里，骑行时间也大多两三个小时打底。考虑到骑行体验，今夏的新宠更准确来说，其实是公路车。而公路车的消费区间多在5000元以上，万元车型只是入门款，不过却也是最受欢迎的价格档位。此外，相关的配套设施琳琅满目，除头盔、骑行服等必要的防护设备外，记录车速、踏频的码表或是骑行电脑也颇受欢迎。若要集齐一套，万元预算并不为过，这还不包括自行车的日常保养费用。如此看来，成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行人，成本确实不低。

有趣的是，价格门槛并没有阻挡自行车的“破圈”。宽幅的价格区间反而为骑行上升为一种社交符号提供了广袤空间。根据语言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说法，符号一经形成，它便同时指向具体的物，以及由该物延伸出来的相关阐释。而一个符号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在接收者心中唤起源源不断的新理解，进而营造出无穷大的想象空间。不同价位的自行车、各式各样的配件，这些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借此充分表达各自想要传达的内容，或是身份标识、或是圈友关系，又或只是现下生活还不赖的凭证。

动画片《我和我的莫顿自行车》（Me and My Moulton 2014）画面。

不过，朋友圈的“晒骑行”中，多数时候晒的并非只是爱车。

新手入门骑行者偏重体验分享，重视情绪反馈。他们也许并未配备码表，但大多会下载一款骑行APP，在设定的目标里程完成后“发圈”记录，分享配速、用时的同时，也乐于表达长距离骑行带来的成就感。除此之外，沿途见闻也常常是“晒骑行”的标配。部分分享或许走向有仪式感的即兴打卡，而其中长期坚持的玩家，则逐渐加入骑行“发烧友”行列，他们更看重骑行的路线，不断解锁新的地图，在循序渐进的提速中获得自我突破的快感。当然，这之中也不乏有专业骑行者，他们热衷参加骑行比赛，朋友圈俨然成了微缩版的训练日志。

无论分属哪类，这些日常的骑行分享确乎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波“骑行热”。那么，持续接收骑行运动社交信号的我们，是否会在某一刻产生出门一试的念头呢？换言之，作为一种健身潮流的“骑行热”，当真会“传染”吗？

骑行，也是会传染的

动画片《疯狂约会美丽都》（Les triplettes de Belleville 2003）画面。

在骑行圈，比利时车手阿维马特（Greg Van Avermaet）名声在外。2016年8月，这位出生于1985年的天才骑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一举摘金。那场令骑手们精疲力竭的“拉力赛”中，他仅用时6小时9分便完成了150英里（约为241.35千米）的赛程，平均速度每小时23.3英里，最高时速每小时67.1英里，而最高踏频则达到了每分钟173转。要知道，当天的最高气温可是超过了37摄氏度。

当然，天才骑手的顶级表现并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重点。之所以在此提及，是因为他在赛后的一个举动为今时今日的“骑行热”隐约埋下了伏笔。比赛结束后，阿维马特将上述一系列专业数据上传到了名为“Strava”的社交锻炼APP上，可以粗略将其类比为时下的健身应用程序Keep。在这次分享中，他累计收到超15000个“点赞”，一时间轰动全网。据称，这些来自网络世界的“点赞”带给他的荣誉感，超过了他在一年间参加的任何线下活动。

更何况，这一分享行为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此类健身APP往往会详尽记录运动的全过程，从可视化的路线图，到数字化的各项分析，一应俱全。同时，它们还与各类社交平台打通，使用者能够一键与朋友分享锻炼记录。健身的数字化与分享性让“锻炼身体”不再是一项仅与个人有关的事情，它逐渐成为一种社交谈资。

有趣的是，据平台方发布的对比数据来看，当我们与朋友一起跑步、骑行时，我们的确花费在这些运动上的时间会更长。而当线下的集体锻炼受限时，社交平台的运动分享提供了一种打破时空的社交在场。运动中的同伴效应借由这些社交信号在虚拟世界持续发挥影响，在朋友圈撒播式的骑行分享下，不断有新的成员被感染，加入这场运动狂欢。

不过，仅凭集体锻炼与独自锻炼的投入对比就能说明锻炼具有“传染性”吗？或许，朋友圈“晒骑行”的人，只不过碰巧都是潜在的骑行爱好者罢了。这一问题同样引起了美国“数据狂人”锡南·阿拉尔（Sinan Aral）的兴趣。为了弄清楚健身在数字化后是否具有传染性，他和团队设计了一项经典的“自然实验”。以跑步为例，在前期搜集110万名跑者的锻炼数据后，团队得出天气与户外锻炼之间具有相关性。听上去，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们很容易理解，天气晴好时，人们出门锻炼的欲望更强，而当大雨倾盆时，多数人则会选择待在家里。这和社交分享有什么关系？

《练习曲》（2006）剧照。

别着急，阿拉尔道出了其中的关键——我们的朋友往往遍布各地，很可能彼此正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天气。这意味着，如果上海骑友分享的晴好天气，让身处阴雨连绵的北京的你骑行更远的话，这很可能是因为朋友间的社交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锻炼本身确有传染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朋友圈看到好友多骑行了10分钟，这很可能促使我们在同一天再骑3分钟，而当我们注意到朋友额外燃烧了10卡路里，我们很可能会加把劲儿，再多骑行一段距离。

如此说来，朋友圈的“骑行热”本质上确实说明社交媒体是一种大型“炒作机器”。看到夜幕降临时“下饺子”一般的骑行车队驶过，或许你也在某一刻为一场夜骑而心动，尽管并不是每次心动都能化成行动。社交化的同伴效应还有后半句，它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朋友圈里今天的骑行分享到了明天对你的影响就会减小，更别提到了后天，这种影响会更小。

《炒作机器：社交时代的群体盲区》，[美]锡南·阿拉尔 著，周海云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5月。

超越“现象”，回归身体感受

无论骑行同伴效应的影响力如何随着时间递减，今年夏天，骑行确实成为了一种潮流。它掀开了原先盖在自行车上的那层“遮光布”，让骑行圈之外的人看到了作为一种锻炼方式的骑行，也恢复了那些将自行车视为通勤工具、“日用而不知”的潜在骑行爱好者的感受力。即便没有一辆专业的公路车，扫码一辆共享单车也依然不妨碍加入这场“骑行热”，重要的是，以怎样的心情。

只不过，一旦生活中的日常上升为一种“现象”，似乎都无可避免地延续着“盛极而衰”的叙事，“骑行热”也不例外。这波浪头在吸引一批即兴“弄潮儿”追逐的同时，也逼退着一些经年累月坚持骑行的爱好者，往日分享训练日志的习惯也在“蹭热度”的担忧下被迫收敛，似乎一不小心，昔日静水深流的热爱就会被这波呼啸而过的热浪收编。毕竟，过往200年的骑行史上，自行车的潮起潮落发生了不止一次。

《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 1948）剧照。

200年间，自行车曾被更为现代化的汽车挤出道路、也被上流弃置，一度成为“穷人的座驾”，可相似的是，几乎每当人们以为骑行可能就此消失时，它总会奇迹般地留存下来，甚至，不久便迎来一波新的繁荣。每一次，骑行的发展转折都超乎时人的预期，就如人们很难料到，自行车会在今年夏天意外成为社交新宠。或许，正如英国职业自行车手迈克尔·哈钦森（Michael Hutchinson）所言，骑行的历史本身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乐观主义者书写。人们之所以热爱它，从来不是因为能用它做什么，而是它是什么，或者说，对于骑行者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骑行200年：车轮上的社会史》，[英]迈克尔·哈钦森 著，孔德艳 译，社科文献出版社·方寸，2020年10月。

不妨回想一下骑行时的瞬息感受。你双脚离地，在车轮与地面的恰当阻力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好在骑行要比步行省力，它能带你去到更远些的地方，但又是“安全的远方”，毕竟你很难一下骑出城去，也就不必为返城居家隔离而忧虑。当目的地暂时搁置，周围的环境便被重新唤醒。

如果说步行时的沉溺容易钝化感受力，车流间的飞驰让人来不及片刻停留，那骑行就是快慢随心的约会，眼前的景象化作流动的画卷，你甚至看得清路边商铺内的陈列，听得到路人交谈的话语，鼻尖飘过道旁紫薇花的香气。这些，都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感，穿城而过时或许会发觉，人确乎是为了这些非必要而活着。

《自行车的回归：1817-2050》，[法]弗雷德里克·赫兰 著，乔溪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在《自行车的回归》中，弗雷德里克·赫兰（Frederic Heran）称这种真实感是“现实的呼吸”，是当世界正快速步入虚拟环境时，自行车可以帮人们短暂留住的东西。这大约是过往200年的骑行史中，自行车被赋予的新的意味，人们曾骑着它远游，追逐现代化，也追寻自由。如今，人们骑上自行车，出发，是为了回归真实的生活。双脚离地的刹那，暂时悬浮于居住地与工作区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尝试不设目的地去出发，将注意力从外部收回，重新放归身体的感受当中。

职业骑手哈钦森曾在一次骑行出发后不久，偶遇了另一位骑行者。他正在修理被扎破的轮胎，哈钦森把气泵借给了他，两人将轮胎装回去后，又支着车聊了一会儿。在路口准备分开时，他们有过这样一个对话：

“从这里到剑桥哪条路线最合适？”这位骑行者随口问道。

哈钦森反问：“最短的路线还是最长的？”

“哦，我是说最长的路线。”骑行者回答说。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