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这块场地对于刘国梁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20年前的2月26日，在吉隆坡世乒赛的决赛场地上，刘国梁没能抗起国乒的大旗，在团体比赛中他一人丢掉两分，中国男乒以2:3的总比分遗憾败给了瑞典队。在信息还不像今天如此发达的时候，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人们，大部分都难以想象刘国梁正经历着兴奋剂事件的煎熬。时钟拨向16年后，当刘国梁以总教练的身份带领着新一代的国乒队伍踏进吉隆坡的场地时，场馆的细节在他脑海中有些模糊，但当年的每一拍击球，刹那间都在少帅的脑海中回想。

“有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命运在里面。”对于这个胜负之间的轮回，刘国梁了然于心。

在2016年踏上世乒赛征程的那一刻起，刘国梁的思绪就回到了2000年的那一战，“来之前想过好几次当年的情形，那是我运动生涯里第一次输给老瓦（瓦尔德内尔），之前打老瓦我可是6连胜。当时关键分处理上出了问题，其实打好了是可以拿两分的。当时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比较成熟，毕竟那时刚拿了大满贯。但赛场外的兴奋剂事件对自己影响很大，场上显得比较躁。”刘国梁总结道。

在当年世乒赛前一年，刘国梁在一次例行尿检中表睾酮呈阳性，这样的结果引起了国际乒联的高度重视，随机开始了3个月的追踪调查。当年10月，国乒队把这一消息告诉刘国梁，这样的消息对于正处在运动生涯巅峰的刘国梁，打击是巨大的。兴奋剂引发的污点很有可能毁掉一个运动员的一生。

“有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命运在里面。”谈及当年的兴奋剂事件，刘国梁淡淡地说，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世乒赛备战前，因为兴奋剂事件的影响，刘国梁难以投入到系统性的训练当中，“我大部分时间用来准备飞行检查了，没有全身心专注在比赛中。”奔波往返的疲劳对于身体条件优秀的运动员并不是最关键的，伴随而来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怀疑才是影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根本，连续检查的状态持续了小半年时间，“那时也是封闭训练，我住一个单间，每天熬到凌晨三四点睡，早上7点起床，等着一个月3次的飞行检查。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天天还得正常训练。”

在那场决赛上，刘国梁首发上场对阵老瓦，“平时我打球战术意识非常强，那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场对老瓦，蔡指导做教练。在场上喝完水，我就往球台那儿走。走到一半我又回来了，问蔡指导我是发高抛还是低抛啊，问完之后我傻了，他也傻了。我怎么会问出这个低级的问题来，一个运动员都不知道要发什么球了。”这短短的一分钟，对于刘国梁来说，是他成为职业运动员以来从未有过的感受。

比赛不会因此暂停，拎拍上场的刘国梁面对老瓦展开的攻势在球台前拼命回击，但脑子里想的却不是比赛中的技战术，“当时打得相当烦躁，心想：我打赢了又有什么用？回头检查结果出不来，你还是兴奋剂啊。”刚刚成为中国乒乓球史上的首个男子大满贯，刘国梁的技术无人能敌，“我那时的能力比以前都强，但人的意志、思想没有在球上，总是恍惚的。”刘国梁回忆道。

世乒赛团体失利对于国乒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相比于正处在兴奋剂风暴中的刘国梁，他要面对更大的压力，是如何让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当时对打球都没心思了，说白了，就是奥运会不参加又能怎样？我又不是没拿过，1996年拿了两块（金牌）了。”刘国梁说，“关键是心里憋屈、冤枉啊，就好像一个人不是你杀的，你本来是救人，结果说人是你杀的，还没有摄像头，说都说不清楚。如果后来（国际乒联）没有澄清，你找谁解释去？全世界你都说不清楚。”

陷入痛苦挣扎的刘国梁，在经历了世乒赛的失利后，国际乒联给中国乒协发函确认刘国梁表睾酮超标由內源引起，非外界作用所致。清白来了，在外界看来，来的似乎有点迟。从蔡振华口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刘国梁，一瞬间眼泪哗的流下来。在“折腾了”大半年之后，刘国梁面对的新难题是，澄清之后怎么快点找回状态，“好不容易等到澄清了，但快到奥运会时又没状态，状态这东西真不是你想让它出来就能出来。”同年6月刘国梁参加美国公开赛，出发前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鼓鼓劲儿。

这段非比寻常的往事，刘国梁很少提及，但从中悟出的道理，也让他对于压力有了更深的认识。16年世乒赛，在刘国梁的带领下，年轻的国乒队伍如愿登顶冠军。转眼间又是四年过去，2020年同样是个奥运年，世乒赛因为疫情有些捉摸不定，而受此影响的国乒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流浪胖球”，如何应对外界导致的压力成为刘国梁麾下年轻队员的新课题，就像他在16年世乒赛开拍之前所说的，“这次世乒赛完了就是奥运会预选赛，之后就是奥运会，这个步骤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看队员能否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在比赛中有优异的发挥，来赢得大家的信任，这是每个运动员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