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球传统强旅马来西亚靠著谢定峰/苏伟译奇迹般的发挥，在东京奥运获得一面男双铜牌。在此之前，马来西亚在奥运羽球赛场共获得3面铜牌以及6面银牌。除了本届获奖球员外，过去贡献奖牌的优秀选手包括李宗伟、谢顺吉和叶锦福、吴蔚昇/陈蔚强、陈炳橓/吴柳萤、拉昔夫西迪和贾兰尼西迪，以及拉锡西迪。

加上汤尤杯及苏迪曼杯等团体赛选手名单，不难发现马来西亚羽球选手中华人占明显多数，令人疑惑：为什么大多马来西亚羽球选手都是华人？

根据大马羽协名册，目前国家菁英选手8人中就有6人是华人，其他两人为印裔球员。加上国家后备队，大马羽总成年选手（senior group）中华人占比超过85%（30人），马来人3名，印裔2名；初级选手（junior group）中华人占比81%（53人），其余马来人8名，印裔3名，原住民族1名。如此看来，华人不仅在羽总球员中占多数，而且远超马来西亚当前族群人口比例，差异令人无法忽视。

问题是，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的族群差异从何而来？

实际上，运动场域的族群差异一直存在。例如学界及媒体就经常讨论为何美国黑人能在篮球领域中占尽优势。一些持本质论的学者或评论家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种族生理上的差异，如黑人身形高大，更容易在篮球或美式足球等运动项目表现优异。

不过这样的观点难以经受实证，也无法解释马来西亚羽球运动中的族群差异。尤其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并没有明显的体格区别，不存在哪一方更容易以身形优势成为顶尖选手的现象。

此外，以族群／种族生理差异等本质论来理解运动员的表现差异，也可能再强化社会对特定族群的偏见或歧视。因此，本文试着从族群居住空间、社会经济因素以及组织网络等层面来提出假说，希望未来有机会能进一步验证。

族群居住空间因素：城乡与族群差异，影响不同运动的发展

不同的居住空间可能延伸出相异的运动文化。聚集在乡间的族群可能有较高的团体连带，加上居住地有较宽广的土地资源，让乡间族群更倾向发展出团体合作需求高、大范围用地的足球运动。相反的，在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都市，居民更讲究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成就，因此较常投入用地范围小、讲究个人技巧表现的羽球运动。此外，都市中资源丰富，运动场馆林立，有利于讲究场馆设施的羽球运动发展。相较于乡区，都市人口更有机会亲近这些资源，接受系统性的羽球培训。

马来西亚的居住空间存在著明显族群分化的现象。一般上，华人较常居住在都市，而广大的马来人及印度人人口则聚居在郊区或乡间。我们可以假设，这种族群居住空间的差异导致不同族群投入不一样的运动领域，令马来西亚足球队以马来人球员占多数，而羽球队则多为华人选手。

根据马来西亚羽总资料统计，马来西亚羽球选手的出生州属首先反映出居住空间的城乡差异。其中，羽总成年选手中，出生于雪隆及槟城的就佔所有球员的57%（16人）；初级选手也有56%出生自这两个州属。雪隆和槟城拥有马来西亚第一及第二大城市，都市化程度较高，资源也相对丰富。另一方面，这两个州属的华人人口也相对较多（雪兰莪39%、吉隆坡41%、槟城39%），其中大部分居住于都市空间，可能使华人在人口基数及资源取得上更有机会入选羽球国家队。

家庭子女数与运动形态的差异

随著都市化、经济成长、教育年数及婚姻年龄延长等种种因素，马来西亚生育率正逐年下降。尽管如此，生育率仍存在著族群差异。截至2019年为止，全国马来人的生育率要比其他族群高出一倍以上。这一年，马来人的生育率达2.3，但华人只有1.1、印度人则为1.2，差异可谓相当显著。

另一方面，在以马来人族群为主要人口的登嘉楼、吉兰丹等地，生育率都高于族群结构较多元的槟城、吉隆坡及雪兰莪。有趣的是，生育率较低的州属也与羽总羽球选手的出生地高度叠合，这是否预示出生率或家庭子女数会影响孩子参与的运动类型？

我们可以想像，子女较多的家庭倾向于多人投入的运动类型，如足球、藤球、篮球等；相反地，羽球这类可以两人进行的运动，很适合子女数少的家庭投入。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若生育率对运动参与类型具有普遍影响，那为何生育率与华人相当的印度裔家庭并未在羽球领域中占据相同的名额呢？

再者，槟城、吉隆坡、雪兰莪等地的较低生育率其实是现代化及都市化发展下的结果。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都市马来人也比其他地区的马来人拥有较低的生育率，那我们是否能预期子女数较少的都市马来人家庭更愿意投入在羽球运动中？但就羽总的球员名册来看，从1985年开始稳定下降的马来人生育率并没有反映在球员的族群结构上，家庭子女数似乎只能部分解释马来西亚羽球运动族群差异的现象。

高经济投入的运动？：社经地位影响不同族群对运动的投入

社经地位影响不同阶级的运动类型同样是学界的主要议题。相较于一颗球、一块宽阔草地就能进行的足球运动，羽球似乎对运动器材有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羽球球场租借、球拍、羽毛球的价格都很高。在马来西亚，租借一片场地一小时就得15至20令吉（约人民币25元左右），而一颗好打的羽毛球也需要5至7令吉（约人民币8元）。相比之下，在马来西亚麦当劳打工的时薪仅得8令吉（约人民币12元），只能买下一颗羽球。一场球打下来，通常就要2至3颗球，要每天来回练习，确实需要很高的经济能力。

2019年，马来西亚家户收入最高的前五大州属／直辖区为吉隆坡、雪兰莪、纳闽、柔佛及槟城。羽总中绝大部分的球员正好来自吉隆坡、雪兰莪、槟城及柔佛，反映出经济能力和羽球运动之间的相关性。诚然，华人过去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不过族群间的经济差距近来有缩小趋势，但这波趋势是否反映在羽球运动运动的投入，值得持续观察。

代结语：展望未来的研究与多元平等的运动场域

不过，前述所提到的各个因素都未能完全解释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中的族群差异现象。

例如，城乡差异使都市人口更容易接触羽球资源，那国家队中也应该有相当比例的都市马来人选手，但依球员名册来看，大部分非华裔选手都来自都市化较低的地区，无法回应我们的假说。其他如家庭子女数、社经地位等因素也未能完全解释符合相应条件的马来人（如家庭子女数较少、较为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何以无法在国际羽球队中取得代表。

诚然，我们还能继续例举其他因素：依据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的选拔制度，球员是从州手遴选或由州属会推荐，才能进入国家队进行培训。而有能力当上州手的球员往往都经过特定校队或球会的高强度训练。如果能进一步获得各州球会及学校的族群分佈，我们即能深入讨论这些球队是否存在著明显的族群界线或网络？这些组织或网络疆界的形成具有哪些历史条件？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特定族群网络的边界对其他族群来说可能形成壁垒，造成进入的障碍。

无论如何，本文并未针对马来西亚羽球队中族群差异的现象提出任何解答，上述假设还需要更多资料来验证，有赖其他有兴趣的人进一步研究。尽管所取得的资料还有很多缺失，不过仅仅要凸显族群之间的巨大差距，或许已经非常足够了。

运动竞技作为公平竞争的场域，它曾经让人相信血缘、肤色、阶级、宗教、性别都无法阻碍个人争取成就，而个人能以「平等」的身份投入竞争，凭一己之努力迈向荣耀。然而，这些理念往往掩盖了运动场域中不平等的现象，我们都知道，阶级地位、族群性别，都对当代运动文化影响至深。

因此，探讨马来西亚羽球队族群差异的现象，或许能协助我们回溯族群不平等的根源，也能协助我们理解其他运动项目（如足球、藤球、篮球等）或场域（如经济、教育、政治等）中族群区隔的原因。透过探索差异及不平等的根源，不仅能让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现象，也能挑战现有的族群偏见及歧视，它会告诉我们：在历史之中，这些差异如何被形塑，而我们在过程中其实存在著哪些可能。（转载自转角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