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方能刚毅有为。

1917年4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署名“二十八画生”发表《体育之研究》，专门论述了体育对强国和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及体育锻炼的具体方法。

（图为刊物《新青年》）

此文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全文共6000多字，包括1个短序和8个部分。正文8部分即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

此文不只就体育论体育，而是从国家武风、民族体质谈起，即如他后来所说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为此，他旁征博引，论及古今中外，将体育放到一个崭新高度。

他重在论体育之必要，兼谈体育之法，亦有具体操作程序，既有政论性又有可行性。

（图为毛泽东同志《体育之研究》影印页）

文中，他分析了各国体育，包括古代中国的养生、射箭、骑马，德国的击剑，日本的柔道，并论述了德智体的关系：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毛泽东还批评了中国学制的不科学：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由此，他强调体育的重要：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接下来他在《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一节中描绘过去的教育制度忽略体育所带来的弊端：

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他又从正面谈到：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已开始引进体育的理念，可是仍然有诸多不足。毛泽东认为体育固然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但根本在于主观能动，他说：“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意也。

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为此，他花了大篇幅来论述“体育之效”，他说，人也是动物，只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动物的“动”就是人与动物的共性：“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而“动”这个概念正是与“体育”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动”有何作用？“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一般动物的“动”与理性动物即人类的“动”之区别，那就是人类的“动”是理性的动，而不全是本能的生物性的“动”，这个理性的“动”就包括体育锻炼：“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

毛泽东又从不同年龄阶段谈到体育锻炼的效用，认为一生都可以进行体育锻炼，也就是说体育锻炼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而且，毛泽东认为通过体育，弱者可以变强，如果不注重锻炼，强者也会变弱。说到这里，他举出西方一些通过体育锻炼由弱变强的名人例子：“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他进一步谈到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他认为“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那么，体育与知识的关系如何？毛泽东引用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名言：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体育与感情有关系，但与意志的关系更大：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

毛泽东举他亲身实践的冷水浴、长跑为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

他写下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语：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最后，他得出结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毛泽东还用了不太多的文字分析“不好运动之原因”，指出“运动之方法贵少”，他认为，运动方法少，不一定不好，“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

显然，这是十分符合体育科学原理的。由此，毛泽东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述到“运动应注意之项”：

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他还主张要从运动中找到快乐。运动要持之以恒，而又要用心。“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鸿鹄，虽与俱学，勿若之矣。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

既然是运动，就不能“文明柔顺”，他主张：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恶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总的说来：“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

全文的最后，毛泽东不厌其烦地推介了他自己所习的一部体操。他的这部运动操共分6段：即手部运动、足部运动、躯干部运动、头部运动和打击运动、调和运动。段中有节，共27节，毛泽东称之为“六段运动”。

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体育论文！所论精当、深刻、实用，也非就体育而论体育，而是论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体育与精神、知识、感情、意志的关系，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始终是体育的大力实践者、倡导者，体育造就了他强健的体魄，成为他走遍天下、叱咤风云、取得人生与事业成功的关键。

毛泽东后来更视体育为国家战略，向全民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中国民众的体质也在毛泽东时代得到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