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说斯诺克的时候，有时需要喊出来吗？”我13岁的儿子在晚上11点15分困得迷糊地走进我的“家庭演播室”对我发问，此时我刚刚结束8小时的轮班。

文 / 吉尔·道格拉斯，ITV主持人

（吉尔·道格拉斯）

所谓的家庭演播室，其实就是我儿子的游戏间，里面配备了大魔幻灯、沙发、钢琴以及各种乐高盒子。乐高要特别强调一下，毕竟我这个家庭演播室也是靠自己动手一步步搭起来的，靠我丈夫的各种技术活，极富想象力地把场景设计好。

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是这样把体育赛事带回到电视的，足以表明我和ITV体育的同事们及技术团队把工作做好的决心。

一般而言，体育的确无法直接用来应对新冠疫情，毕竟这么多家庭面临困难和未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健康和福祉，体育，只是一种分散注意力、娱乐消遣的方式。

我们每天脑子里尽是恐惧、焦虑，以及对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的担忧，可在我们专心居家隔离，试着慢慢找回一点生活气息时，我们的生活肯定能容得下体育运动。

（冠军联赛）每天转播8个小时，长达11天，而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们分落在各地远程办公。在赛前熬过那个让人抓狂的“测试日”后，我看了SpaceX发射升空最终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深感震撼。

（ITV斯诺克节目团队）

我们看的是直播，瞪大了眼睛，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干着急却联系不上住在西伦敦的节目编导，我人在切尔滕纳姆。

我即将在切尔滕纳姆跑马场（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办地）附近的家里，云主持ITV4的斯诺克节目，而我的嘉宾也在各自的家里建了临时的演播室：斯蒂芬·亨德利在阿斯科特附近，他刚在高尔夫球场打完18个洞就回家上节目来了。

尼尔·福尔兹则在南边的普尔，阿兰·麦克马努斯在格拉斯哥的家里加入“群聊”，而我们要聊的斯诺克比赛，正发生在米尔顿·凯恩斯的马歇尔竞技场。我的导演在东伦敦的家里，节目编导在特维克纳姆。

制片人远程工作确保我们节目内容呈现得专业又全面，最后是简登场，她在约克确保我们按时按点进入直播并将节目上线。

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为保证制播过程的良好运作，还有一家外包广播公司为我们专门临时设计一套工作网络，有WiFi、4G、iPhone、远程摄像头，极富耐心。

（道格拉斯与亨德利、福尔兹）

我从没见过他们的工程师亚当本人，他人住在伦敦的伊灵区，但我们联系得很频繁，就好像是拆弹专家来不及赶到现场，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现场的热心平民来剪哪根线。

镜头中，我的背景板是一张斯诺克球的图片，我们需要仔细调整，不然人在镜头前看上去像是米老鼠一样长了两个大耳朵。

拿到工具后，我发现框架支撑不住那么大的横幅，我丈夫挺身而出，用胶带、绳子和木勺解决了问题——别问我为啥会用到木勺。他还给我安了拉帘，并成功解决了一次危机事件：周四那天要开播前村里突然停电了。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主持节目其实挺落寞的，没有嘉宾在侧，没有以往的团队也没有现场指导，我想允许堂食会是疫情解封的一大步吧，我很想念下播后和小伙子们一起吃咖喱夜宵，或是和制作团队去静吧放松喝两杯，做完直播后的庆祝真的很重要！

（特鲁姆普冠军联赛新发型）

发型和妆容怎么办？贾德·特鲁姆普似乎是向特里·格里菲斯致敬的发型以及罗尼·奥沙利文的胡髭更引人关注，至于我，每次就即兴创作了，坦率讲，我更担心的是家里那两位淘气包，所幸他们安分守己，表现非常好。

最大的挑战是大家如何远程交流，可以想象一下平时打电话时你有时能听到自己的回音，说完一句过了三秒钟自己还要再听一遍，类似的问题也会有。

这还只是一对一谈话的情况，要是6个人互相说呢，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可以想见。

转自：WST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