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场游戏。

你听过多少次，人们如此谈论你所挚爱的运动？

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所以你为什么还如此沉迷，如此激动，如此陷入小情节并在周遭漫天的喧嚣声中为它争论不休？

你为什么如此在意？

一次失误、一个不理想的安全球抑或一个不合时宜的剋球。

你为什么如此在意？

两个你从未谋面的球员，谁输谁赢。

你为什么如此在意？

为什么会感到焦虑、兴奋甚至绝望。

好吧，是啊，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但是现如今，当这场游戏猝然停止时，你会不会想起你爱上这项运动的初心。

像其他所有职业运动一样，斯诺克由于持续的冠状病毒危机而被迫休赛。突然之间，在一个赛季跟着一个赛季、一站比赛接着一站比赛，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赛与奖杯的漩涡中，我们有了时间进行反思。

那么既然如此，让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爱斯诺克？ 这项吸引这么多人的运动为什么如此特殊？

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 对于在1980年代长大的我来说，它是我文化构成的核心部分。当你家的电视机只有四个频道，而每个频道都播放着斯诺克，当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讨论，它就已经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了。

斯诺克尽管打起来不容易，入门门槛却不高。当时许多孩子在家有小球桌，加入俱乐部也相对便宜。 你总是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斯诺克球星，也可以尝试模仿。

那是史蒂夫·戴维斯的时代，他将比赛和职业水准提高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水平。之后成为斯蒂芬·亨德利的时代，他以某种方式将斯诺克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

9岁那年，我摆弄着我的剪贴簿，里边是历年世锦赛的冠军们。我从报纸和杂志上将那些有力竞争者们的照片胡乱剪切一气，贴在其中。

可是最终，乔·约翰逊赢下了那届比赛。那是1986年，我的剪贴簿中没有乔的照片，我甚至都没听说过他。

30年前，也就是1990年，我第一次来到克鲁斯堡剧院。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最初的感觉是：它为什么这么小呢？一定是电视机扭曲了我的知觉。那是斯诺克世锦赛，坐在那里与电视机前完全不同——就像开罗的紫玫瑰中的米娅·法罗突然被拖入银幕并进入到了那个遥远的世界。

那场比赛是约翰·维尔戈对阵加里·威尔金森。 我完全忘掉了他们，但是那天空气中充满了魔力。这不再仅仅是电视上的东西，它在我眼前真真切切的发生，并将我连接在一起。

或许，我们的故事有些类似。 近年来，由于全世界的电视广播和流媒体的发展，斯诺克球迷数量急剧增加。这项运动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它展现在人们眼前，影响着他们，融入了他们的情感。

斯诺克球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过保持沉默又为比赛增加了独特的现场气氛。 就像是披头士乐队的对立面：这里没有尖叫，或许昏昏欲睡，有的只有安静，偶尔出现的咳嗽，耳语，沙沙声，当然掌声不可缺少。

从没有任何一项比赛，像克鲁斯堡一样将观众和斯诺克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群真正的斯诺克球迷，在斯诺克圣殿中做着朝圣。

斯诺克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项极好的娱乐活动，还因为它可以让一个人找到自己，并可以成为自己。 团队运动不喜欢内向的人。 对于那些寻求人生不同的人来说，一项充满复杂性和意义的个人运动是最理想不过的出路。

是啊，这只是一场游戏，但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格雷姆·多特在格拉斯哥贫瘠的伊斯特豪斯长大，那里的生活无望，机会渺茫。 马克·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由矿工抚养长大，彼时矿井萧条，经济绝望。 马克·塞尔比家境困难，而练习和打球变成了他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 年轻的尼尔·罗伯逊，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工作中心寻找机会，长长的队伍让他考虑也许斯诺克才是他的出路。

他们，以及其他更多的后来者最终站在了斯诺克世界的最顶端，将自己的光辉与荣耀融入了这项运动不断前进的历史中——这部由许许多多经典画面串联在一起的历史：亚历克斯·希金斯眼含热泪招呼他的小女儿登上舞台，克里夫·索恩在完成147岁后激动下跪，丹尼斯·泰勒头顶挥舞着球杆摇晃了手指，罗尼·奥沙利文5分8秒的天才演出，贾德·特鲁姆普疯狂地进球炫技。

当然，你有你铭记的瞬间。这样的画面有很多，还将会有更多。

新闻官、新闻记者、评论员，我很幸运地经历着这些角色的转变。三年前，当我们庆祝克鲁斯堡世锦赛40周年，我从评论席望去，恍惚间好像回到了1990年，回到了还是观众的孩子的我，我还记得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惊奇。现在，向右看，我的评论员搭档：乔·约翰逊，那个毁了我的剪贴簿的人。

这是多么神奇的时刻！

毕竟，这只是一场游戏。

这只是一场游戏，却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探险游戏。

如今，斯诺克球台空空如也，一切都被禁锢。 当然，健康和安全必须放在首位，但当所有这些结束，新的记忆将会继续书写。

就让我们姑且把现在当作是中场休息，一切都会归来，一切都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