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球员来说，他们的父亲是将他们引入斯诺克运动的领路人。

俗语有云，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同样，每个成功的斯诺克球员背后都有一个敬业的父亲，这也是事实。

对于许多球员来说，他们的父亲是将他们引入斯诺克运动的领路人。父亲们有的自己打球有的喜欢收看斯诺克节目，而在将子女引入到斯诺克运动后，父亲们的身影也没有就此消失，他们从一个领路人逐渐演变成了许多角色，比如充当司机、赞助商、摆球教练、心理医生以及一个可以依靠和哭泣的肩膀。

即使伟大如史蒂夫·戴维斯，坐拥六个世界冠军和四十余年的职业经验，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也仍然非常依赖他的父亲比尔。在父亲比尔不幸于2016年去世后不久，戴维斯也就此决定退役。

当戴维斯在克鲁斯堡举办退役仪式时，他回顾了他在资格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说：“我父亲身体不好，所以为了他我才参加了今年的世锦赛。我参赛时他还活着，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后我依然打完了那场比赛，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一场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打的比赛。”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许多青少年球员和业余选手为了劈开一条通往职业的道路，他们的父母为此无疑付出了许多。

安东尼·麦吉尔的父亲塔姆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贾德·特鲁姆普的父亲史蒂夫亦是）。在回忆起父亲为他所做出的牺牲时，麦克吉尔说：“他每周五晚上要上12到14个小时的班，早上5点才回家。他洗个澡，吃了早餐，然后在早上6点叫醒我，我们就上路了。他一路从格拉斯哥开到莱斯特，在我练球的时候他在车里补觉，然后我们再开车回家。最好的青少年赛事都在英格兰，所以我们必须去那里。”

乔·佩里也有类似的故事，他记得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职业选手，每年夏天都会和他的父亲彼得在布莱克浦合租一个公寓，那里是职业资格赛的举办地，会有一场为期6周的选拔赛。

佩里说：“他是一个自营的出租车司机，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没有赚到任何钱，并且还要为我们租的公寓付钱。而我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没有赚到什么奖金，所以就经济上来说这是一项很大的付出。他对比赛本身没有专业知识，因此他也从来没有对我打斯诺克提出过建议，但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现实生活的东西。”

殷切的期望往往会给年轻球员带来太多的压力，而佩里发现，一旦摆脱了这种压力，他们就能像雏鸟出巢一样自由的翱翔於天。

佩里说：“我认为很多球员的父母都希望他们能赢，比球员自己都更希望赢。作为一名球员，你会习惯于失败，因为它经常发生！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当我开始与泰瑞·格里菲斯合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很重要考验。我和他谈到了我在比赛中的习惯，以及我父亲是我输球后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人，我会和他一起回顾整个比赛这件事。”

“泰瑞把这描述为‘精神上的流沙陷阱&＃39;——他觉得我这样做在重温失败的折磨。他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觉得我有更多的独立性会更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之后，我觉得好像我只是在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的父母比赛——尽管父母并没有给我压力。我感到更自由，而且我不太担心比赛结果。”

父母多年来的付出也使得佩里在上赛季威尔士公开赛上夺冠的意义更为特别。这是佩里在英国本土赢得的第一个比赛冠军，他在决赛后得到了父亲彼得和妈妈朱迪的拥抱。

佩里回忆说：“他们一直为我感到骄傲，但那一刻绝对是锦上添花。”

当一个“斯诺克爸爸”发现他手上有一个神童时，他格外需要在奉献精神和控制期望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关键的平衡点。

卡洛·布雷塞尔在回顾儿子卢卡14岁时就赢得欧洲U19冠军时说：“当然，我梦想着它会带来什么。这很令人兴奋，对我和卢卡都是如此。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而且很开心，这非常有意义。他非常高兴。他身上没有很大的压力，这很重要。”

“我看到一些父亲在输球后对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很生气。我对卢卡说，这不是问题，伙计，下周还有机会。”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当然要做出很多牺牲，但我不后悔这一切。我们在他身上投资了很多钱，以便他能在最好的条件下比赛。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他，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这样做。如果你有一个有天赋的孩子，你会完全支持他。”

“现在的他当然已经是独立的，他经常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去参加活动，他有一个经纪人，但我仍然在幕后。有些问题是经纪人无法解决的，他会先来找妈妈和爸爸，我希望是这样的。”

去年11月至12月间，卢卡的母亲米雷拉因新冠病重住院。但为了保护卢卡正在进行的比赛，他们决定不告诉他。卡洛说：“那很难，但当时他进入了英锦赛的决赛，然后在苏格兰公开赛上表现不错，所以我们不想让他担心。而当他最终赢得苏格兰公开赛的冠军时，我们所有人都很激动。”

所有的父亲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看球时比球桌上的球员更紧张。

卡洛开玩笑说：“如果我在电视上看比赛，或者只是在现场关注比赛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得离我远点。”

谈到斯诺克领域的父子关系，彼得·莱恩斯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响，现在他则尽力引导儿子奥利弗。

彼得·莱恩斯说：“我父亲是一名巴士司机，周末他在一家俱乐部为其他司机代班。那是我第一次打球的地方，我周六会和他一起去打斯诺克。”

“奥利弗大约在10岁时开始打球。我和他妈妈离婚了，他和我住在一起，他来到俱乐部，这样他就可以打斯诺克，并有更多时间和我在一起。他适应得非常快，在他13岁的时候就赢得了英国U14的比赛冠军。”

“希望有我在他身边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因为我知道比赛有多难，比赛并不总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每项比赛都有128名球员参加，但只有一个人可以赢得冠军。好的业余选手们平时习惯于赢得很多比赛，然后突然在职业巡回赛中你赢得很少，这让你很难接受。”

“我尽量让他轻松一些，比如安排好他的练习时间，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力打球。我从来没有因为他打丢球而责备他。”

“看他的比赛肯定更难熬-——或者我会每五秒就刷新一次实时比分！我记得2020年的Q School，当时奥利弗一直打到半夜，而我在家里，坐在黑暗中，只等着电话响起，想知道他是否成功晋级。这些都是你要经历的事情。”

“但我一直都很喜欢斯诺克运动，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它。奥利弗和我一样喜欢比赛，我从来没有驱赶他去练球，而他只想有一天能带着奖杯回家。”

在青少年阶段，很重要的一点是父亲们在鼓励孩子的同时又留给他们空间享受斯诺克，以及在不要赋予太多压力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

蒂姆·邓克利是汉普郡的教练，汉普郡目前是培养斯诺克青年人才的主要地区之一，他有很多与“斯诺克爸爸们”的交流经验。邓克利说：“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他们自己的情绪也是备受周折。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渴望他们的孩子做得很好，他们太投入其中了。我告诉他们要后退一步，做他们擅长的事情，那就是开车做个司机，用时间和金钱来支持青少年球员的成长。”

“当一个孩子输掉比赛时，他不需要他的父亲在那里告诉他他是个垃圾或者他打错了球。我甚至看到父亲们试图插手记分牌上的分数。在我们的‘台球之星’活动中，我们不得不制止这种做法，我们规定父亲们必须坐在离孩子至少两桌远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他们看到了职业巡回赛中的名利机会，职业赛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更多的是他们的孩子从地区比赛上升到全国性比赛的那种随之而来的焦虑感。他们必须接受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斯诺克比赛中更有能力管住自己并保持得分。比赛应该是在两个孩子之间进行，而不是在两个爸爸之间进行。当然，他们并不都是这样的，有很多父亲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们享受比赛。”

因此，我们也在此向所有的驾驶数百万公里、费时费力的“斯诺克爸爸们”呼吁，请记住-——斯诺克应该是有趣的！